十二年前在倫敦拿到學位後，就再也沒有見過我的指導教授，沒想到他突然來訪台灣，我常說如果沒有他的指導，自己不可能拿博士，但是因為內心對他總是有點敬畏，所以想到見他還是很不安...
十六年前，當我初抵英倫，因為到的早，Golodsmiths校內空無一人，我對著一堆從沒讀過的左派書單發愁。由於找不到人請益，就轉往另一所也收了我的大學Westminster去瞧瞧，結果陰錯陽差就在那裏先註了冊。
等到開學後已上課兩週，卻接到Golodsmiths博士班主任Walkerdine教授的電話，原來她千辛萬苦打到台灣去尋找我在倫敦的連絡處，並不想少掉我這個學生。我想並不是因為我有多優秀，而是因當時英國學校財政困難，廣收外國學生就是為了彌補經費的缺口，少了一個外國學生，意味著每年就少了六千英鎊(就現在來看，這學費真是便宜)。
經不起Walkerdine教授的說服，我同意去Goldsmiths看看，結果她主動又親切的態度就先讓我動搖了，接著促使我作轉學決定的，就是跟文化研究大師David Morley的見面，他以既和藹又疏離的風格，表達了他對我研究題目的興趣，令我當時就有種直覺，跟著此人我的博士學位就會沒問題了。
接著就是一些不愉快的經驗，我的轉學並不順利，Westminster那邊的主任不肯放人，最後還勞動另一位名教授James Curran出面，事情才擺平，這一段就暫時不表....
英國念博士跟美國不同，不必修一大堆有的沒有的學分，而是根據自己的研究題目，早早就進入自己的研究計劃讀書、找資料，因此有"放牛吃草"之說，如果不是很有紀律的人，可能很容易就會怠惰、荒廢進而放棄。因此，跟指導教授的關係變得十分重要，因為他是唯一會督促你的人，如果把他當作有形的一個超我角色來看待，就比較不會鬆懈。
我就是這樣跟我的指導教授相處，大約平均每兩週見一次面，從我家搭地鐵接駁火車，大約費時一小時抵達位於倫敦南邊郊區的學校，我像朝拜教祖般地定期去請益。Morley教授跟典型的英國人一樣，是個相當疏離的人，我們除了學術，很少談及其他私人的內容。但是他的指導卻絕不馬虎，除了會指出論文有問題的地方，還會將適合引用的文獻也一一列出，在建議時，更經常連頁數都註明的一清二楚，令我佩服不已。
我常說，如果沒有Morley教授的幫助，我是無法順利念完博士的，或者，至少會延長兩年。
但是，我卻也因而習慣對他存有敬畏之心。在攻讀的四年期間，因為他的評價是如此重要，他成為我生活中唯一需要面對的權威。我會因為交出的論文遲遲沒有回音而揣揣不安，也會因為他偶來的讚美而沾沾自喜。
念完書重返台灣職場，雖也有從上位者感受到壓力的時候，但卻不太有由內在發出的敬畏之心，我想這跟我佩服於Morley教授的真才實學的關係。我覺得他治學認真，對學生的要求合理，他不會亂擺權威，為人低調，卻自然衍生一股威嚴... 很慚愧，在自己指導學生時，沒有學到這樣的能耐。
也因此，當在暌違了十二年後，當知道他要自英訪台的消息後，我就開始緊張，內心那個因為好玩懶惰而荒廢了學術的小孩開始害怕了...
跟一些學生坦露這樣的心情，大家都覺得不可思議，老師怎麼還會有令他害怕的老師呢?
還好，在上週五見面後度過了這關，唯一的糗事是我鼓起勇氣詢問他的星座，卻被他要脅著猜到最後一個才猜對，(這是從來都不會發生的事，可見他還是我的剋星)，天啊! 他怎麼會是牡羊座呢? 這簡直是不可能的事，可見我一點都不了解他。
不過，我同時也放心了，因為自我中心的牡羊座才懶的管以前的學生現在還用不用功呢，我還瞎緊張什麼呢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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